公司新闻
 
蝴蝶君》作者黄哲伦:百老汇的黄色面孔
 

  一个法国外交官和一个中国女演员坠入爱河并有了孩子,而后来证明这个女演员不仅是个间谍,还是个男人?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第一次听到这段新闻是在1986年5月的一次休闲晚餐上,彼时那段发生在中国“文革”期间的“丑闻”刚刚败露,当事人外交官布希科和京剧演员时佩璞被法国政府判以间谍罪,此前这对异国情侣在巴黎已经“相安无事”地生活了18年。

  “布希科认为他从这个中国女演员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惊讶之余,黄哲伦自问自答:他大概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蝴蝶夫人。与此同时,29岁的黄哲伦也找到了他的“蝴蝶君”。

  《蝴蝶君》无疑是黄哲伦事业上的巅峰。解构《蝴蝶夫人》的《蝴蝶君》不仅让他在1988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并且由大卫柯南伯格拍摄同名电影(尊龙主演),更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研究经典文本,黄哲伦也一直活跃于好莱坞和百老汇。《时代》周刊曾称他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最好的剧作家。

  24年后,《蝴蝶君》剧本中文版在今年5月出版,而黄哲伦与其制作团队也到中国为新剧寻找“灵感”,他甚至在贵阳做了一次露天演讲。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我每年几乎都要来两三次”。

  “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要好。”百老汇戏剧《蝴蝶君》最后一幕,法国外交官伽里玛以一种切腹自杀的姿势移动到舞台中央,当《爱的二重奏》音乐在扬声器中刺耳地响起时,伽里玛转向舞台后部,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身体。

  黄哲伦的《蝴蝶君》打破了早先西方对东方“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外国鬼子而死去”的刻板印象:那个幻想自己是平克顿的外交官反而成了蝴蝶夫人他已经被爱所哄骗而那个中国间谍,他利用了这种爱,因此成了真正的平克顿。

  “从我的观点看,一个法国外交官被一个乔装为女人的中国男人所哄骗的不可能的故事,似乎总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考虑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同样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误识的程度,这种重大的错误会在某一天发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24年后黄哲伦对时代周报记者谈起这个“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时,已然一脸平静,他更多地侧重于他所经历的西方文化中对东方的误解,“可以说,《蝴蝶君》是我自我的一部分。”

  与戏剧中法国外交官自杀身亡不同的是,现实里的外交官布希科却自杀未遂。1983年6月30日,巴黎警察逮捕了布希科和时佩璞,指控他们犯有间谍罪。7月13日,法国司法部发言人宣布,体检结果表明,“中国间谍”时佩璞是一名男子。1984年1月底,他们一同出庭受审。

  “我从来没有对布希科说我是一名女子。”时佩璞在法庭上说,“我只是让他意识到,我可能是一个女性。因为我没有男性生殖器。”12天后,时佩璞因为“健康欠佳”,被释放回家,等待宣判。那年春末,布希科在监狱得知DNA测试结果,他的“儿子”并非他所生,绝望之下,布希科用一把一次性塑料剃须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结果被人发现获救。

  布希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未发现“妻子”时佩璞是个男人,这一点至今仍是一个谜。“我发表《蝴蝶君》之后,有一位西方的记者采访了两位当事人并写了一本书。但即使这样,她的书中关于这一点看起来仍然是个谜。”黄哲伦说。而当时法庭医学检查发现:时佩璞的阴茎是隐藏的,松弛的阴囊皮肤类似于女子的阴唇;此外,布希科的性取向也成为一个主流的解释。

  “我故意忍住没有进一步研究所谓的事实,我不想让真相干扰我自己的判断。”黄哲伦说,他写作《蝴蝶君》之前只有那一段“道听途说”以及《纽约时报》上两个段落的新闻报道。他告诉之前一起合作过的制作人斯图尔特奥斯楚,想把这段故事改编成音乐剧。

  六个星期内,黄哲伦完成了《蝴蝶先生》(Monsieur Butterfly)。但黄的妻子却认为这个标题太平淡无奇。她建议用法国的方式把它缩略成更为神秘和含糊的《蝴蝶君》(MButterfly)。

  可是就在完成之际,黄哲伦对这部作品忽然没了信心。“我写了一部戏剧,而不是之前设定的音乐剧。我设想制作人斯图尔特奥斯楚应该对此不感兴趣。”

  出于礼貌,黄哲伦仍将这部戏剧寄给了斯图尔特奥斯楚。然而斯图尔特奥斯楚却兴奋地立即飞到洛杉矶与他探讨剧本,并提议约翰德克斯特(英国知名戏剧、歌剧、电影导演)担任导演。同时,斯图尔特极其大胆地把它带到了百老汇。

  1988年2月,《蝴蝶君》在华盛顿国立剧院首演,3月移师百老汇公演,大受欢迎。获托尼奖最佳戏剧奖的那个晚上,制作人斯图尔特在颁奖现场展示了黄哲伦最初提交的两页论述,《蝴蝶君》是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真正走向美国主流社会的第一步。

  如果在美国谈及David Henry Hwang,人们会冠以“百老汇最活跃的华裔剧作家”之名。这位未到30岁便尝到成功滋味的剧作家,早在大学四年级便写出了获得百老汇奥比(OBIE)奖的处女作《F O B》。随后关于1867年铁路工人罢工的《舞蹈与铁路》获得有线电视CINE金鹰奖,再加上同年创作的《家庭挚爱》构成了“美华三部曲”。此后更是佳作不断。但在美国要成为全职编剧并不是容易之事,最初黄哲伦在外百老汇写剧本,每次只能获得三千至四千美元。那时他只是一个典型的编剧,一个无法靠编剧生活的人。

  事实上,更多的美国编剧收入也不容乐观。美国西部编剧协会每年都会发布有关其成员各项统计数据的年度报告。根据最新的报告显示,只有55%的会员从电影或电视中获取了报酬。在所有获取了报酬的成员中,平均年收入为106756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5%的机会在某一年获得工作机会,你会得到106756美元的收入,所以你的年预计收入为58715美元。这还只计算了进入该协会成员的收入,而美国近几年的人均收入基本保持在3万-4万美元。

  从事靠兴趣支撑的“中产阶级”职业,黄哲伦最初并没有得到银行家父亲的认同。他的父亲来自上海,1974年在洛杉矶唐人街创建了150美元资产的远东银行,该银行后来上市,到1996年资产超过5亿美元。黄哲伦的父亲生前是大陆投资的活跃分子,1984年曾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白宫贸易谈判顾问委员。

  花不菲学费让儿子就读斯坦福大学,黄哲伦被父亲期望的职业是“律师或者医生”,可他竟只写了个剧本(即《F O B》)。“我不是谦虚,我是个文盲。我没从头到尾看完过一本英文小说。对我来说,写剧本不是个严肃的事。这不像成为律师或者医生,这只是一种消遣。”黄哲伦的父亲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气愤。

  这个剧本最终还是征服了父亲。为了还他一个公道,父母双双前往观看黄哲伦的第一个戏剧,希望就此纠正儿子的“不务正业”。生平第一次,黄的父亲如孩子一般哭了,他发现儿子的戏剧是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走过的经历”的描述。黄哲伦的父亲后来出售了远东银行,对戏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向美国首屈一指的亚裔剧团East West Players捐赠15万美元做剧场建设。

  时代周报:你曾经抵触自己的华人身份,然而“中国社会”却成为你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这一点十分戏剧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观念转变?其中有中国发展的因素吗?

  黄哲伦:相比小时候,我对中国的态度的确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的确是我意识转变的影响因素之一。我小时候几乎身边每个人都看不起中国,而如今每个人都对中国抱有期望。所以,确实让我比之前更容易说“我是华人”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在美国说这样一句话显得相当酷。但你是否喜欢自己,真的不应该建立于他人的眼光之上,它应该建立在你对自己的感觉之上,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

  时代周报:你在贵阳演讲的题目是《活在商业时代的艺术家》,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外出做生意,会以少数民族特色作为卖点。这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一种现象。东方文化在西方社会至今仍然有神秘的印象,这是你创作的商业卖点吗?

  黄哲伦:某种程度上是。但我想,人们喜欢戏剧或者说购买东西的原因不同。那你说的少数民族在外做生意的例子,有些人买东西是觉得它有趣、与众不同;而有些人买东西只是觉得“啊,它很美丽”。所以,来看我作品的人,有些的确是觉得它们与众不同、具有少数民族特色;但有些人只是因为喜欢它,认为它是好的戏剧。所以我觉得两者皆有可能。华人社会的主题并没有很多人写,所以这种与众不同是一个优势。但也有劣势,有时候人们会觉得我只在那么小的主题里打转。

  时代周报:2008年百老汇戏剧《阿依达》在中国大陆上演,那是你的作品。如今你也经常到访北京、上海等地。你是在考虑中国大陆市场吗?《阿依达》在中国的成绩不错吧?

  黄哲伦:基本上,我是一个西方作家。因为我用英文写作,我生活在美国。虽然我大部分戏剧的主题是关于东西方的关系,但《蝴蝶君》从未在中国演出过,除了地下的制作。所以我和中国的关系显得有些奇怪。我是华人,但我不是个中文作家。我很希望自己能说中文,但是请了好几次中国的留学生教授中文仍然没学会。

  中国显然有一个巨大的戏剧市场。但对我是否算是个巨大的市场,我不确定。如果是,我想我有两三个戏剧适合中国观众。我也写非华人社会的音乐剧,其中《阿依达》已经在中国演出了,但是那些有关华人社会的戏剧,我不确定中国观众是否会喜欢。事实上很有趣的现象是,似乎非华人社会的作品更受到关注。《蝴蝶君》目前是没法在国内演出的,但是我的其他作品《金童子》、《铁路与舞蹈》、《李小龙》等其实都比较适合中国观众,可惜目前国内没有人来制作它们。

 
产品搜索:
最新产品
联系方式